一、后疫情時期，大批跨境企業進行清盤重組

后新冠疫情時期，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與此同時，大國間摩擦劇增，跨境投資不確定性加大。在此大背景下，一些企業紛紛進入架構調整，甚至清盤（即liquidation，中國內地叫清算，香港叫清盤）程序。

對此，我們從香港破產管理署的最新統計數據（見下表）可見一斑。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2月至2021年2月，香港公司破產及強制清盤的數量同比上一年大幅增加，特別是提交呈請的數目上升明顯。
數據來源：香港破產管理署

正因為如此，宏杰過去一年曾幫助很多香港公司、開曼公司、BVI公司和薩摩亞公司，甚至個人進行清盤或破產。比如，最近宏杰專業人士被任命為際華香港威斯塔科技有限公司清盤人（Liquidator）和新昌集團控股（0404.HK)前執行主席林卓延先生個人破產受托人（Trustee）。

二、臨時清盤令，離岸公司的“迂回戰術”走不通

我們知道，很多香港公司都被用作特殊目的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要么是控股公司，要么用來持有資產，或者作為上市公司主體等。因此，香港公司很少是單獨存在的一間香港公司，而是和開曼公司、BVI公司或薩摩亞公司等離岸公司密切相關。

在處理香港公司的清盤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一些公司為了實現公司重組，會采取“迂回戰術”，來阻卻或擱置香港清盤程序的推進。比如，在BVI、開曼群島、百慕大等離岸司法管轄區拿到離岸公司臨時清盤令，然后到香港法院尋求認可，從而擱置香港的清盤程序。

但是，如今這一策略卻失效了。為什么呢？

因為在2020年12月的Re FDG Electric VehiclesLtd [2020] HKCFI 2931; [2020] 5 HKLRD 701（五龍電動車一案），夏利士法官（The Hon Mr Justice Jonathan R HARRIS）認為，當香港法院承認離岸臨時清盤令時，不會自動中止在香港訴訟程序。

因此，離岸臨時清盤令無法中止香港的清盤呈請。

三、五龍電動車一案，成為轉折

現在，讓我們具體來看看五龍電動車一案（本案）詳情。

在本案中，五龍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該公司”）在其成立地點百慕大獲得當地法院的臨時清盤令，其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向香港法院申請頒令承認及協助——擱置該公司在香港的法律程序，以協助其在百慕大進行的清盤。

但是，法院認為該等申請并非實施擱置，而是要求在高等法院程序中提出適當的申請，并由發出承認令的法官審理。故此，夏利士法官發出以下命令：

「若臨時清盤人基于他們的委任獲本命令承認，而希望就高等法院的任何程序申請擱置或其他指示，有關申請須排期由夏利士法官或其指示的其他法官審理。臨時清盤人須致函夏利士法官的書記尋求案件管理指示，就他們希望根據本命令提出的任何申請作出裁決?！?/p>

由于香港是判例法，今后的類似判例都將會遵循上述規則，也就是說，即使香港法院承認外地（包括離岸司法管轄區）的臨時清盤令，但該公司在香港的法律程序并不會自動擱置。如果臨時清盤人希望擱置有關程序，那么，其必須向香港法院提出申請，經審理后才能作出裁決。

如果香港法院認可離岸公司臨時清盤令，經審理后，會頒令“擱置”在香港進行的相關法律程序——這為離岸公司進行重組提供了一定緩沖時間。

四、宏Sir觀點

如前文所說，在實際操作中，確實有不少離岸公司念起“拖”字訣，希望通過訴諸離岸公司臨時清盤令在香港法院認可的方式來“阻卻”香港清盤合法程序，以進行重組，并屢屢成功。

• 這類源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臨時清盤令會在香港清盤呈請開庭前取得，并提交給香港法院，從而中止或擱淺香港清盤程序的正常推進。
• 該等臨時清盤令，通常由清盤的香港關聯公司在推動，因此，很可能并非是出于保護債權人利益，因為這類公司往往并不具備重組的可能或前景。
• 正是由于注意到此類資不抵債離岸公司的所作所為，且這一現象日益增加，香港法院才會作出五龍電動車一案的判決，試圖堵住這一“漏洞”。
• 但也應注意到，五龍電動車一案的判決，并不意味著臨時清盤令對香港本地法律程序的影響被完全“消弭”，只是從自動擱置變成了經申請審理后再裁決，即，是否擱置，結果待定。
• 對此，我們可以理解為需要具體問題應具體裁決，從而使得香港清盤程序的推進具有了一定的彈性。對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來說，這意味著更大的變數，時間成本和法律成本也會相應增加。
• 無論如何，單憑一紙外地的臨時清盤令，已經無法直接使得香港清盤程序被自動“擱置”了。將來，跨境企業在制定清盤或訴訟策略時，或須調整策略，以應對該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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