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夫婦設立香港公司在華收集個人信息公訴

2003年韓飛龍夫婦在香港注冊了中慧公司，2004又在上海注冊了攝連咨詢（上海）公司，對外開展商務咨詢調查。韓飛龍在香港的中慧公司實際上并無辦公場所和接待人員，在對外聯系業務時，用的是中慧公司的名義，通過秘書臺轉接到其手機上。韓飛龍告訴記者，他們主要受客戶委托進行商業調查。

　　在談到如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時，韓飛龍和其妻子都聲稱他們的信息主要靠收集客戶本身的內部資料，以及網上等公開的信息源。但在需要做背景調查而他們又做不到時，就會找其他咨詢公司來做，或者提供資料，這些資料中就包括公民的個人信息，包括家庭背景信息，戶籍情況，身份證號碼，甚至是否有前科，以及出入境信息，航班信息，房產信息等。當有客戶懷疑其員工是否花高價購買了兩輛奔馳，韓飛龍還應客戶要求調查這些車輛屬于誰，非法獲取車輛信息。警方在辦案時，查獲了韓飛龍非法獲取的大量手機通訊記錄，涉及湖北、北京、上海、遼寧、廣東等6省市。韓飛龍夫婦承認，至少有30%的調查需要購買公民個人信息。

　　從2003年至2007年，韓主要向周某購買個人信息，后來和劉某一直合作到2012年，2012年夏天開始與蔡某合作。每條信息的價格在800元到2000元不等。

　　2009年，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在中國入刑，此后直到被抓，韓氏夫婦仍然在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

　　去年年初劉某因涉嫌倒賣公民個人信息被北京警方抓獲，后又被取保候審。韓飛龍夫婦在與劉某聯系后，“知道有問題”，但此后韓飛龍仍然向蔡某購買了公民個人信息。

　　韓飛龍夫婦將這些信息來源當成一種資源，在電腦檔案中把周某、劉某和蔡某用英文標識，以防其他員工知曉和接觸。

　　但據調查，購買只是韓飛龍夫婦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渠道之一，其他獲取的手段還包括調取私人短信、郵箱，偷拍等。為了調查一個物業公司，韓飛龍派人應聘物業員工進行偷拍；為了調查酒店情況，還派人應聘酒店員工。

　　>>談收入

　　進行非法調查年入上百萬美元

　　根據韓飛龍夫婦的說法，從2003年至案發，他們共做了700余個調查案例，每年的收入在上百萬美元，已經記不清非法獲取了多少個人信息。由于2009年之前非法獲取信息還未入刑，僅從2009年計算，韓飛龍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就達到數百條。

　　韓飛龍的客戶廣泛，既包括大型在華跨國公司，也包括一些中國公司，涉及制造業企業、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及其他機構，他們所非法獲取的信息對象，包括中國公民和外國人，涉及16個國家的近千家公司和大量個人。證據顯示，德國一家知名汽車公司，曾委托韓調查中國分銷商、高管是否有腐敗和道德風險。另外，來自美國的鋼鐵公司、采礦機械公司，德國的電纜公司，英國的發動機公司，丹麥的服裝公司，芬蘭的空調配件公司，瑞士家具公司，都曾是韓的客戶。韓飛龍會隨機給每次調查起名字，“蝎子計劃”“鵝計劃”“馬勒計劃”“黑刺李計劃”等等，但這些名字實際上并無太大意義。

　　>>談個例

　　聲稱為GSK中國服務時被欺騙

　　談起與GSK中國（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的合作，韓飛龍有些激動，聲調也逐漸升高，“馬克銳欺騙了我”。

　　去年4月，GSK中國業務總經理馬克銳、法務部總監趙虹燕等高管找到韓飛龍，聲稱所謂的舉報者向中國工商部門和GSK各部門寫了匿名舉報信，舉報GSK中國存在商業賄賂行為，讓韓飛龍調查是誰寫了匿名信。韓飛龍要求看舉報信時，被對方一口回絕。當時GSK的說法是舉報內容屬于子虛烏有，是一種污蔑，他們不是要韓飛龍調查問題，只需要調查是誰寫了匿名信，并拒絕提供更多的細節。雙方最終商定的價格為20余萬元，GSK先期支付了10萬元定金，這就是被媒體熱炒的“蝎子計劃”。在此次調查中，韓飛龍以1000元的價格，從蔡某處購買了數條公民個人信息，還未付款就被警方抓獲。

　　去年6月份，韓飛龍向GSK中國提供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并沒有證據證明是誰寫了匿名信，這份調查報告也證實了GSK中國對所謂舉報者的懷疑是毫無根據的。隨后，韓飛龍終于看到了這封匿名舉報信的內容，“很吃驚”。韓飛龍認為舉報信的內容很詳細，作者的英文應該非常好，不像是一個人所寫。韓飛龍告訴記者，根據他多年的經驗，這封舉報信肯定是有根據的，“舉報的內容應該是真的”。

　　2013年年初，警方在調查臨江旅行社資金異常時，發現GSK中國存在重大經濟犯罪嫌疑。當年6月，公安部部署長沙、上海、鄭州等地警方偵辦此案，并于當年6月和7月先后開展抓捕。

　　當年6月，韓飛龍從媒體上得知警方正在調查GSK中國后，開始評估整件事情況，得出的結論是馬克銳欺騙了他，“被利用了”。在看到報道后，他曾經見過馬克銳一次，明確告知對方，他不可能再為GSK提供服務。

　　>>談家庭

　　有童話般愛情鼓勵兒子堅強

　　韓飛龍和虞英曾都有著豐富的社會經歷。1979年，韓飛龍來到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即北京語言大學）進修，當一名英語老師，并在那里認識了當時還是學生的虞英曾。也是在那時，一名書法老師為他起了“韓飛龍”的中文名，寓意“飛龍在天”，韓姓取自韓非子。后來，韓飛龍還在路透社擔任記者，之后在普華永道北京分公司擔任商業調查及內部調查部總監。原是北京人的虞英曾是一個下鄉知青，后赴美國并入籍，十余年后兩人在美國相遇，戀愛結婚，韓飛龍將其形容成一個“童話故事”。據看守所民警介紹，在看守所，兩人仍然在互傳紙條寫情詩。兩人的兒子的中文名也是“韓”姓，今年剛剛高中畢業。

　　談起自己的兒子，韓飛龍面露笑容。

　　他告訴記者，在會見律師和英、美使領館人員時，夫婦倆經常通過他們與兒子互傳紙條和信件，鼓勵兒子要堅強，做好上大學的準備。一個月前，韓飛龍還與兒子互通信息。兩周前，韓飛龍會見了律師。

　　>>談現狀

　　認識到錯誤感到后悔和抱歉

　　韓飛龍和虞英曾說，在看守所里，看守民警對他們很好，很親切。民警會在指定的醫院給他看病，醫師對他也很好。

　　經過近一年的高墻生活，韓飛龍和妻子都認識到了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做法的錯誤。韓飛龍說，他并沒有故意要觸犯中國的法律，并為他的行為給別人造成傷害而感到羞愧和后悔，“向他們表示歉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韓飛龍連用中、英文說了兩遍道歉。

　　虞英曾也說，她以前認為這是一個灰色地帶，通過非法途徑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存在僥幸心理，現在“知道錯了”，并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和抱歉，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從輕處罰。

　　揭秘商業調查內幕

　　專業團隊不愿接“出軌”調查

　　7月11日上午，北京市萬壽路附近一商場的咖啡店內，從業14年的“商業調查師”謝鵬侃侃而談，講述著他的從業經歷。一身運動裝的謝鵬置身人流中，很難看出其不同之處，“這個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就在接受京華時報記者采訪時，謝鵬的“調查”行動也在進行中，只是他不再像從前一樣沖到最前線，而是以安排、指揮手下人開展行動為主。

　　商業調查究竟是如何進行，謝鵬認為，私家偵探的概念給商業調查平添了幾分神秘感，其實兩者還是有著一定的差距。商業調查中，很多信息是可以通過媒體、網絡等方式去查到面向所有公眾的公共信息，比如工商注冊信息、股本構成等。而專業的商業調查，可以通過自己的手段，拿到更為詳細的商業信息，“公開查詢的工商登記信息畢竟是有限，通過律師等的配合，我們能查到更深入的一些信息”。而往往正是這些更為深入的信息，商業調查師從這些細枝末節中發現了重大線索。

　　從業14年，謝鵬的業務已經從分散化轉向專一化，“我的機構現在主要服務于幾大國際知名品牌，為他們進行知產保護等商業調查”。而打假也成為了謝鵬的機構所從事的重要業務之一。而說起“私家偵探”的概念，謝鵬則表示，自己的機構也接手過類似業務，其中最多的就是“婚姻忠誠度調查”，通俗講就是受夫婦中的一人所托，調查其配偶是否出軌。這類的調查往往難度并不大，但他們卻并不很愿意接手，“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我是很堅持這一點的”。

　　事前信息分析要耐得住寂寞

　　在調查進行之前，進行大量的信息準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謝鵬說，調查之前的信息準備，有時會細到某地和某地之間每天有幾趟長途車、票價又是多少錢等這樣的細枝末節。以打假類的調查為例，謝鵬表示，進行打假調查，在得知造假售假者的情況后，他不會選擇蹲守、跟蹤這種守株待兔式的被動方法，而是裝扮成所涉及的制假行業的參與者，直接和制假造假分子打交道。

　　而在和這些人打交道之前，謝鵬早已做了足夠的功課，對這一行業、所在地區等信息了如指掌，“只有你表現出對這個行業全面了解，對方才會信任你，否則調查根本無從開展”。謝鵬說，為了表現出對行業的了解，他能熟練地說出這個行業的成本、利潤、運營模式，甚至行業內的一些專業術語、暗語他都一清二楚，“最細能細到將假貨從制假者所在地區，運到另一地區，物流成本是多少”。對行業了解到這種程度，一般對方很快就打消了疑慮，調查也就得以能順利進行下去。

　　敢于制假的人不乏亡命之徒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此與他們打交道的每個細節都要注意，“可能你只是搞不清一個小細節，就會被對方看出，調查開展不下去倒還好說。對方一旦翻臉，面臨生命危險也并非不可能”。

　　謝鵬說，文學、影視作品把商業調查描繪成神秘莫測、驚險刺激的行業，好像每個商業調查師進行每一次調查，都如福爾摩斯破案一般，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調查師絕非個個都是身兼多能、藝高人膽大，總是冒著危險深入虎穴。謝鵬強調，許多調查師實際是以案頭的信息分析為主，“做信息分析，是要求調查師能耐得住寂寞”。

　　工作中伴隨難以預料的危險

　　不管是打假還是其他各類型的調查，伴隨這些調查而來的將是難以預料的危險，這些危險有時是人身傷害，生命危險同樣隨時會出現。在謝鵬14年的調查生涯中，由于調查而產生的各類危險已經不計其數，謝鵬基本都安然躲過，但就在去年，謝鵬還是為此而受了傷。

　　謝鵬回憶，去年他在昆明完成了一個關于品牌服裝的打假調查，證據固定后，當地主管部門采取行動，對制假售假進行了查處。然而就在結束調查，開始準備離開昆明時，謝鵬遇到了危險。謝鵬說，當時他由東向西走在昆明某城中村的一條胡同內，迎面走來一個男子，“我覺得這人面熟，調查期間好像是在一個大批發市場總是看到他”。然而當兩人距離還有四五米時，這名男子卻沒有要躲閃謝鵬的跡象，而是繼續向前走。

　　當兩人擦肩而過的一瞬間，謝鵬突然覺得右臂后側一陣異樣的感覺。迎面走來的男子則突然飛奔起來，很快消失在雜亂的胡同中。謝鵬快步走出胡同到了大路上發現，右臂后側有一道三四厘米長的傷口，已經有鮮血流出。在經過治療后，謝鵬與警方一起查看監控錄像時發現，對方就是在兩人身體接觸的一瞬間，用一個利器劃了謝鵬的胳膊，“但是速度太快，監控錄像也看不清楚他用的是什么”。

　　謝鵬說，自開始做商業調查的那一天起，他就對可能面對的危險有了心理準備。

　　打法律擦邊球也怕害人害己

　　英國籍商業調查師韓飛龍因涉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而被捕，此事在商業調查行業里引發軒然大波。商業調查的邊界和底線究竟是什么，面臨的法律風險又有哪些，商業調查行業內部一直以來也有著不同認識。

　　謝鵬認為，這個行業是必須要有“底線”的，有些調查領域絕不能涉足。針對私人的電話監聽、通話記錄查詢、賬戶信息查詢等等，這些業務是肯定不能做的，因為涉及個人隱私，公安機關也必須是在確定涉嫌犯罪，且有相關證據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商業調查機構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去進行這類調查。此外，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也絕不涉足，謝鵬說，曾有人試圖通過他們獲取某些案件的相關法律文書，但他們是堅決拒絕的，“且不說有沒有能力去搞，案子進入司法程序，你并不清楚對方要這些法律文書的意圖是什么，肯定不能接這種單”。

　　雖然底線明確，但謝鵬也提出，商業調查有時確實是接近法律的灰色領域，甚至有時是在打法律的擦邊球。謝鵬說，某些調查在進行不下去的時候，會通過自己的人脈資源求助于職能部門去獲取一些信息。雖然最終搞定了調查，但是卻提心吊膽，“通過自己的人脈來開展這個行業，很擔心是否會出問題。一旦出了問題，牽連了朋友，總覺得是得不償失的”。

　　底線、邊界明確，雖然是商業調查行業的共識，但不知不覺走向“雷區”也并非個例。韓飛龍就成為近些年這個行業走進雷區、觸碰底線的一個典型例子。謝鵬說，行業里所有“玩栽了”的實際上使后來人更加謹慎，但是這個行業還將繼續下去。

　　專家觀點

　　商業調查應有明確底線

　　昨天下午，就商業調查面臨的法律風險問題，京華時報記者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刑訴法專家洪道德。據洪道德分析，無論是商業調查，還是私家偵探，這個行業無疑要面臨各類法律風險，但這個行業也應該有其明確的底線。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刑事法律的范疇內，調查、取證的權力由公安、檢察院、法院掌握，其他任何機構都無刑事調查權。這是一個基本的底線，商業調查、私家偵探機構絕不能涉足刑事調查領域。

　　而按照民訴法的規定，公民及法人在訴訟中有舉證的權利，那么必然就要涉及到搜集證據和信息，如果公民和法人憑借自己的力量無法有效取證，則可以借助于商業調查、私家偵探等專業機構。但這些機構在民事領域的調查行為、所獲取的證據及信息的使用及支配等同樣應該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

　　由此可見，商業調查、私家偵探機構會在這些領域面臨法律風險，一旦其對自身行為沒有有效控制和判斷，其調查、取證行為必然突破法律的底線。這些機構有可能涉嫌的罪名將包括：非法經營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等罪名。此外，某些外國在華企業懷疑其內部員工的商業忠誠度或認為其有職務犯罪行為，沒有向公安、檢察機構舉報，反而雇用商業調查、私家偵探機構進行相關調查，這可能有藐視我國司法權威的嫌疑。

　　洪道德認為，商業調查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底線也是明確的，因此商業調查、私家偵探機構的相關行為，必須在我國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絕不能隨意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