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的起源和發展

作為人類，我們有很多普通的需要，這些需要并不是某個年齡段所固有的。需求之一就是要保護所有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這樣的需要就引申出了不止一個產業——包括保險、安保、賦稅計劃和托管服務，毫不奇怪，這些大致上就是最初的“離岸”。

在后者上，似乎許多年以前，一些富人就已經將自己的財務交給迪洛斯島（希臘邊的一個小鳥）的居民保管。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么“離岸”資產的概念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無論如何，海洋就是證據：

“離岸”的概念是建立在“在岸”的基礎之上的，而“在岸”的概念確實是獨立于“離岸”之外的。也就是說，“離岸”單方面依賴“在岸”。因此，“離岸”的概念是“在岸”的邏輯延伸，這樣一來，主權國家便可以定義為兩個領域……因此，“離岸”并不是主權定界的陳述，而是一個國家與其領土之間關系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新海岸》隱喻的凝練。海岸的隱喻映射了“離岸”的法律原則，即《海洋之法》。

在這方面，還有文獻說道：
國家主權在離岸的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扮演了限制和扭曲的角色。離岸的重要性以及將離岸與其他國際性的放松管制相區別的地方在于它將經濟活動推向了那些它們本不該發生的區域。嚴格地說，開曼群島成為世界第五大金融中心并沒有經濟動因，同樣、馬歇爾島和瓦努阿圖或利比里亞成為航運巨頭也讓人無法解釋。為什么太平洋的小島會站在通訊革命的前沿？沒有很明顯的經濟原因可解釋，同樣地，圭亞那和紐埃島地理位置上的相關區域轉移，與比較優勢理論直接矛盾的是，離岸卻出現了相反的作用。因此，離岸在政治和監管制度上扭曲了國際資金的分布制度……離岸……不是關于經濟效率的，相反，按嚴格的經濟術語講，它是關于經濟無效的，它使經濟行為遠離它們的“自然”位置，集中于它們不應出現的地方。

“離岸”的發展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當時稅率上升（美國達到90%），美國和英國都限制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盡管這只影響到了十分富裕的那批人。不可避免地，資產離開了稅率高的地區，到了“離岸”。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遺產稅和高稅率的執行使“離岸”更具吸引力，消費者的范圍更廣了，且由于對“離岸”服務和設施的需要不斷增加，其供應也隨之增加。過去實行《盎格魯——撒克遜大陸法》的英國殖民地是發展這種商業的絕佳地點，與此同時，對利潤的追求促使一些原本以農業和旅游為主的小島“離岸”業務的發展。

有趣的是，OECD曾經說，在“離岸”銀行方面，“源于內部反競爭的需要已經大大控制了在岸金融市場，未改革的組織也強烈地抑制了客戶對國家或外部金融調節的特定需求”。

據說：“離岸”一詞有著英國根源。英國的富人不僅面臨著極高的稅收負擔，同時還面臨外匯管制。然而，外匯管制并不是適用于每個地區，將資產轉移至“離岸”地區就是富人們保存財產的權宜之計。同時，由于20世紀60年代英國開始在香港、百慕大和海峽群島建立集體投資計劃出售給移居者，英國的基金管理人也被認為是“離岸”行為發展的先驅。移居者利用這種工具保護他們免交英國對非所得收入所征收的高稅負。這種趨勢不斷發展。

國際證券市場協會首席執行官Johns認為，“離岸”的發展是基于以下原因：

A、高稅收，限制性政策和法規以及全球化的國有貨幣和資本市場；
B、離岸金融中心已成為“國際無形產品中心”的樞紐，但從在岸的世界貿易和資金市場中分離出來演變成了“收入避難所”；
C、通信的發展使相關信息的獲取更加及時；
D、歐洲通貨市場的產生是關鍵因素；
E、離岸金融中心建立了全球二級貿易市場以支撐世界資金體系。